的关东大地震，是指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西州发生7.9级地震。地震前后中国人的反应特别能体现民国年间中国人的对日心态。

俄国在1898年强租旅顺、大连，租借期限为25年，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相应的就也应是1923年归还旅顺、大连。但是日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最终签订“二十一条“的修改版，也就是所谓的“民西条约”(民国西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西条约”，从袁世凯开始，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

1922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民西条约”，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的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绝。

全国一片哗然。当年3月17日，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对日经济绝交立即席卷全国，上海、北京、济南、合肥、武汉、长沙、厦门等地相继推行，日本对华出口额大幅萎缩。但是，日本政府并未妥协，他们一方面宣称这是“排日仇日”行为，要求中国政府严加取缔，另一方面则以牙还牙，在宜昌和长沙先后开枪射杀中国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双方关系日渐紧张。

可以说，关东大地震前的中国人对反日己达到很大共识。

但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先是次日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

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日本驻华使领馆一时门庭若市，前来慰问和表态的人络绎不绝。日本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后，“经济绝交”的组织者们，试图将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分别对待，恤邻与自卫，并行不悖。但在实际操作中，恤邻与自卫不可能并行不悖，随着全民动员救援日灾，“经济绝交”实际上无疾而终。

日本人回报中国人善意的是：

1925年“五卅惨案”的导火索是日本纱厂老板镇压罢工中国工人。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日军为阻挠北伐军，攻入济南，将山东省政府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进攻北伐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同时，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中国当时的国家元首，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相继占领东北、热河。进而蚕食冀东和察哈尔。

这不但是东郭先生与狼的现实版，更是狼与羊的故事的升级版。羊想的不是怎么反抗狼，一首想的是怎么感化狼，并大力解读狼的某些“善意”。一首不肯真心承认狼本性就是要吃羊的，或许是不敢承认。

刘铭后世查询相关资料时，一首怀疑是日本人和亲日分子们精心策划了这一次危机公关。如果反日情绪持续到1931年，还会有九一八吗？细思极恐。

反日的共识再次达成，就得到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了，知识界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官方以“西安事变”为标志。中国人是真被日本鬼子逼到无路可退时才有了一九三七年的奋起一击。

所以后来政府打击公知，是必要的。一味的恨国、慕强是真可能导致亡国的。

人会尊重自己的对手，但没有谁会真正在意舔狗的。

基于此，刘铭一首不认可那些过于美化民国外交人员的观点。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得不到，谈判桌上更得不到。一味美化外交，更近似于遮羞。他们实在干了太多好心办坏事的事。

刘铭收回思绪，喝了口茶，不错，还是毛尖，“前年碰到过一个留日的学生，他说日本是个地震频发地区，关东大地震那样级别的少见，但小点的地震频发。不说三日一小震，五日一大震，也差不多。日本人骨子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