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公知集团私自销毁，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科技进步一再遭到破坏，生生被掐灭了引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在历史事实面前，任何语言都苍白无力，任何辩解都是废话，任何掩饰都是徒劳。

为什么？为什么文人猖狂国家必亡？为什么文人猖獗之后必是异族奴役？为什么文人猖獗必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倒退？道理很简单：文人四大核心实质性特征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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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有精神产品

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只有精神产品，没有物质产品；只跟主观世界对话，不跟客观世界打交道；只有言，没有行。只有虚，没有实。

2.只对内不对外

客观世界的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一切跟客观世界打交道的行业如工人、农民、军人、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护人员等的努力和成果都是内外双修，可以对内也可以对外；唯独只跟主观世界打交道的文人的努力和成果只对内不对外。文人永远耗子扛枪窝里横，永远只在国人面前神气活现，一对外，马上变成泄了气的皮球。

3.没有客观是非标准

因为只跟主观世界打交道，文人世界没有客观一致又迅速简便的是非检验标准。单靠主观评判定不出是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凡事能找到理由就必能找到反驳。文人的一切都可以唇枪舌剑没完没了扯皮争议，是非对错可以几千年争论不休。

4.没有制约天敌

文人集团没有明确的制约对立面。其他阶级、阶层、行业都能体现出对立统一：无产对资产，工人对资本家，农民对地主，百姓对官府……唯独文人没有明确的制约对立面，找不出一个跟文人群体属于对立统一关系的阶级阶层或行业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表面上似乎只有文人能制约文人，但文人相轻，内心里谁都不服谁，谁也制约不了谁。因此文人实际是无制约的---物质上肉体上有制约，精神上思想上无制约。从这个角度说，文人无天敌。”

方从哲和房安东，这两个文人一起跳脚。说好了只骂东林党，如何这会儿将文人书生统统一棍子打死。

许显纯也纳闷，这是统战呢，还是反统战呢？简直在拉仇恨嘛！“房部长，房兄，是不是你拿错稿子了。”

方从哲问许显纯讨香烟抽，用来解忧，不是，用来解恨。此人抽烟无师自通，嘴进鼻出，好似一个老烟枪。“也罢，老朽话已带到，但求个回话。这个谈判么，我看不如到此结束。”说着沾墨提笔等待回复。

房安东道：“卖国弑主资以西番，罪无可恕。昔日李标者害我杨谷菡副部长性命，今日复社者毁我乡党产业，于公于私皆深仇大恨。我梁山司与你东林党原势不两立。尔等若能改弦更张，站到朝廷和人民的一面，或能和平共处。”

这边话音落，那边笔端停。房、许二人皆叹老首辅出手不凡乃惊艳四座，捧他是速记高手、书坛大家。

“方某好字，更有高论。你等且知东林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进到此展览室，迎面的巨幅画作明明白白告诉你，从顾宪成顾东林而来，由其东林书院而来。妇孺皆知也！

“此为表征。”

房安东坐不住了，起身向方从哲行礼，“愿闻其详，请方老先生赐教。”

“哼哼，老子在万历朝跟他们斗了7年，没有人比我更懂东林党。”

一切都源于教育、源于科考。

明朝商人后代不仅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政府还不断为流动性很强的商人提供了参加科举的便利。

明中叶前后，除负贩行商的落迁定居外，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因其它原因而产生的流动人口如流民、逃户等。显然，传统的户籍制度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于是进行一系列调整，政府首先给了流民、逃户在异地寄籍暂居及附籍的权利。负贩行商从流动性来说与流民、逃户无区别，然在财力上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他们的经济实力可以保障其很快在留居地扎下根来。他们在经商地购置产业、建筑房屋、营造坟地、养儿育女，他们的子孙也‘婚姻于此，衣食于此，与土着世产者非有别也’；他们返回故里反而会因‘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而遭乡人的抗拒。因此，嘉靖年间，政府也给予了他们与其他流寓人员同样的可以在异地寄籍暂居或附籍的权利。嘉靖六年（1527年）朝廷下令‘除浮居客商外，其居住年久，置立产业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