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大早，沈志刚三人再次来到了工人文化宫。

朝阳刚从文化宫斑驳的穹顶上升起，这座苏联式建筑像头衰老的巨兽匍匐在雪原上。

“这地方可有些年头了。”现任文化宫管理员老郑裹着臃肿的棉袄迎出来，钥匙串在腰间摇晃：“五八年建的，用的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图纸。”他推开吱呀作响的铜包木门，空旷的大厅里满是霉味混着暖气片的铁腥味。门厅的玻璃展柜里摆着褪色的锦旗，旗面上“超产迎国庆”的金线早己剥落成褐色的丝缕。

大厅地面是那年代特有的马赛克拼图——褪成灰白的镰刀锤子图案边缘还粘着九十年代歌厅的霓虹灯碎片。“当年全东北矿工代表大会就在这儿开，劳模胸戴大红花坐主席台，台下乌泱泱全是蓝布工装。”

项云飞哈着白气搓手，目光停留在门廊立柱的凹痕：“这怎么像弹孔？”

“六九年武斗时留下的，两派红W兵在这儿对轰土枪。”

老郑领着三人穿过门厅，旋转楼梯扶手的铜质矿灯模型落满灰尘。二楼走廊的墙皮大片剥落，露出底下一层层不同年代的标语残迹。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二日。”老郑突然在礼堂大门口驻足，指向舞台上正对观众席的主席位：“矿业局书记就是坐这儿念的下岗文件。标题是“精简机构，减员提效”。”他模仿着当时的腔调，手掌在虚空里劈砍：“精简机构是大势所趋，早退早主动！”

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褪色的红绒布座椅还在，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高高在上，而是成为了排列整齐的墓碑。

佐枫的指尖抚过红绒座椅的裂口，海绵芯子像溃烂的伤口翻出来。项云飞在观众席座椅靠背发现不少刻痕，密密麻麻的全是“操他娘”和“领导怎么不带头下岗？”等字迹。他仿佛看见那个闷热的夏夜，吊扇在头顶苟延残喘，汗湿的工装贴在数千具颤抖的脊梁上，人们的眼中夹杂着愤怒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

档案室在二楼最西头，铁门推开时带起的灰尘在光束中狂舞。老郑踮脚取下墙上的相框，1965年的劳模合影里，戴前进帽的男人们胸佩大红花，背后的横幅写着“日产万吨向国庆献礼”。

“这些人后来大都得了尘肺病。”老郑指着照片中最右边的那个男人：“这个叫张新群，在当时可是上过报纸的劳模，但最后没钱医治，喝醉酒后冻死在大雪纷飞的街角。”

沈志刚用指腹擦去玻璃上的掺着煤灰的浮尘，那些被时代碾碎的煤渣，此刻正从相框裂缝中无声落下。

“除了各种职工大会，这里平时还办些什么活动？比如文体类、文艺类？”沈志刚突然发问，此次前来，他正是从谢广发以及赵铁柱两名被害人生平的调查中获得了启发。

老郑愣了愣，转身从铁皮柜底层拖出捆扎的资料册，尼龙绳深陷进塑料封皮：“没闹下岗那几年文体活动多得很，象棋赛、拔河、唱歌大赛、舞蹈、篮球、羽毛球、乒乓球......都是工会组织的。”他抖开一本资料，发脆的纸张掀起细小的粉尘。

资料册里飘出一张泛黄的赛事安排表，佐枫眼疾手快接住细看之下，是一张“迎春杯职工乒乓球赛”的油印标题。

“九三年到九六年，每年开春都办一届。”老郑凑过来仔细看了看：“九七年后就再没动静了——饭都吃不饱，谁还有心思打球？”

“详细的资料有吗？”沈志刚追问：“比如参赛人员名单？”

“文化宫只管提供场地布置和矿泉水。”他咳嗽着翻到1996年乒乓球赛的场次登记表，泛潮的纸页上只有模糊的“3月4日-5日”的字样后面是详细的桌椅借用登记、灯光设备清单：“九六年决赛用了六箱矿泉水，这都有账。裁判、报名、奖金这些全是工会负责，我们这儿连张选手照片都没留。”

沈志刚用指节敲了敲玻璃展柜：“九六年那届比赛刚结束三个月，下岗文件就下来了？”

“可不是嘛！”老郑从铁皮柜底层抽出捆扎的横幅，褪色的红绸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字样爬满霉斑：“打完最后一场球不久，器材室里的乒乓球桌都让人搬去抵工资了，这些资料能保存到现在己经是万幸了！你们呐，还得去总工会查！”

矿业局总工会的红砖小楼蜷缩在锅炉房后，工会主席王斌从文件堆里抬起头，金丝眼镜滑到蒜头鼻尖：“查二十多年前的乒乓球赛？”他摩挲着保温杯说：“那会儿我刚调来管宣传，资料应该在三楼档案室。”

推开档案室的瞬间，九十年代的热浪扑面而来。整面墙的铁皮柜泛着油光，分类标签用仿宋体写得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