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初与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

1929年平教总会迁往定县，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西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西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民国时代后世有人称是大师辈出的时代，有人称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实际说的都对。真正来到这个时代，能看到遍地衣衫褴褛的灾民，看到普遍性的营养不良、终年辛苦劳作的农民，还能看到众多衣食无着的军人。是的，底层军人也照样是衣食不足的。刘铭就亲身经历29军为了掩盖军容不整，从晋南至察哈尔的夜晚行军。

但同时也是西风东渐的年代，咖啡、洋酒、西装革履又是众多大城市中上层的标配。农民一年收入可能不到十元钱，一个大学教授月薪三五百元不算高薪，一个工厂主年入十万百万的大有人在，大上海的交易所里的波动更不是后来的大A韭菜们能想象的出的。

这是一个迷茫的年代，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在类似胡适那样的精英们大谈着精致利己之道时，有许多的仁人志士努力寻找、实践各种救国之道。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彭锡田在河南搞的“自卫、 自治、自富”"三自主义，都是对民国乡村贫穷、愚昧、土匪横行等痼疾开出自己的药方。

做为一个知道结果的穿越者，刘铭知道他们都失败了，最后真正救了这个国家的是现在还在南中国被当作匪围剿的那些人的主义。

刘铭很想去拜见下晏先生，真正去见证一下历史。但刘铭知道，晏先生马上就要上达天听，受到蒋先生的接见了。现在去就是妥妥的蹭流量。而要想真正苟在这个年代，远离明星是第一选择。

更何况他想要的没那么多，只是想着手下增加些会算账、会简单的听说读写的员工，能记好流水账，能说清项目进度，能写出一两百字的情况说明就行了。这样他就能实现分级授权管理，简称放羊管理。

有他在，他的乡亲提升收入不是问题。卫生问题，他信奉仓廪实而知礼节，在人吃饱饭、住进轩敞的新房后，稍一提倡，喝开水、注意卫生应该都不是问题。至于思想教育，他不想僭越，那是属于组织的。

人可以不见，办法可以不抄，但拉个大旗，去忽悠县中的王校长参与自己的扫盲运动，确是个好办法。

到完小门口时，快十一点了。

近两米的院墙，一个很恢宏的门楼，能容两辆大车错车的校门，枣红色的大门关闭着。

刘铭敲了敲门，小门打开，一个花白短发，中等身材，穿着粗布灰色对襟衣裤，圆口布鞋，光头，下巴光溜溜的中年胖老头站在门后：“您找谁？”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仍下意识的放低了心态，“您好，老师。我来找王刚王校长。请问他今天在吗？”

“王老师啊，在呢。现在应该正在上课。我看看课表，嗯，下午他没课。您看您是过会再来还是留话？”

看着明显没有让自己进去等人的意思，刘铭就改了主意：“刚过来我看前面那有个饭馆。麻烦您通知他一声，我叫刘铭，我在那等他一起吃午饭。”

“刘铭，是吧，好的。我记下了，下课就告诉他。”

“那麻烦您了。”

饭馆不大，但挂着两个幌。小二很利落，指挥着张大山将骡车卸了，拌好料喂上。

刘铭掀帘走进去。一个摆了七八张桌子的厅堂，两边有六七个包间。可能是主要招待老师和学生的缘故，比同档次的饭馆要干净的多。

应该是时间还早，只有一个包间里有人，大堂里只有一桌三个人在喝酒。

要了个包间，吩咐王校长过来时领进来就行。见张大山进来了，让他在大堂里找地方坐下，自己点些自己爱吃的，回头他一块结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