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既费财又耗时。吕坤延续儒家 “居家戒争讼” 的传统，力劝乡民平息纷争、避免诉讼。对于乡里生活的小事情，他主张 “本约和处，记于和簿，省得衙门告状，受怕耽惊，打点使用，吃打问罪，坐仓讨保，破了家业，误了营生”。吕坤更是主张移风易俗，改善乡风，善加利用乡里百姓朴实、善良的本性。他认为 “人生天地间，谁没个良心”，只要各人拿出良心，少了别人的就还给别人，自身过失惹恼他人就放下面子认个错，以真诚的态度和相互的谅解去解决纠纷，就能达成乡里的和谐。

以乐治辅助乡治，通过正面音乐、曲艺作品引导民风。

礼乐共治是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有益的曲乐不仅能娱乐身心，更关乎善风美俗。各类曲词、戏剧是乡间百姓热衷的娱乐形式，但其中不免有糟粕。吕坤指出 “时调新曲，百姓喜听。但邪语淫声，甚坏民俗”。因此，治理者必须有意识地通过正面、通俗的音乐、曲艺作品来引导民风，如管鲍分金、宋郊渡蚁等古人善举好事，“一切有关风化者，作为鼓板平话弹唱说书，半说半唱，极浅极俗，不用一字文言，妇人童子都省，又亲切痛快，感动民心，使人点头赞叹”。由于乡里百姓文化水平有限，乐治之 “乐” 既需要内容良善有益，又需要形式亲切通俗，这样才能彰显其积极作用。

五、历史影响

吕坤在明后期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其丰富的民本思想在新时代仍有借鉴价值，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

吕坤提出 “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 的民本观点，高度肯定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他将劳动者视为天下安定的根本，强调普通百姓在创造物质文明方面的决定作用，如 “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却又没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同时，他认为君权的存亡与民众息息相关，以荻苇与火光、禅塔与砖石作比喻，说明民众是国家政权的根基。此外，他提出得民情者得天下，失民情者失天下，强调统治者要体察民情、顺应民情。吕坤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具有突出的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新时代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借鉴。

在文学领域建构了符合诗词发展趋向的理论体系，作品在明中叶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吕坤认为诗词要 “发乎情”、“写胸中自得之趣” 和 “我境”，要有 “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在他的诗词理论导引下，创作出了反映下层人民疾苦、揭露社会弊端的诗词华章。他主张创作诗词的 “本意” 是抒发内心 “不容已” 的真情，反对为追求形式工巧而使内容 “失真”。他认为创作诗词有两个层次，低水平的在搜罗典故和对仗上下功夫，高水平的则是抒发胸中自得的情趣和描写所见的实景，他倾向于后者。吕坤的诗词理论和诗词创作符合社会现实生活的急切要求和诗词发展的方向，在明中叶诗坛词坛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在教育思想上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积极投身教育实践，形成启迪后世的教育理论体系。

吕坤的父亲吕得胜是童蒙教育者，对吕坤的教育十分上心，注重言传身教，为吕坤后来为官时注重妇孺教育奠定了基础。吕坤在蒙学教育方面有独特认识，他认为父母要身体力行、注重言传身教，为儿童树立楷模。他自己年少时就因孝行在乡里有名望，主张家长要加强自身修养以赢得尊敬。在教育方法上，不主张一味责罚，如提出 “对众不责，愧悔不责，暮夜不责，正饮食不责，正欢庆不责，正悲忧不责，疾病不责” 的 “七不责”。他的《社学要略》对孩童学习提出了符合其特点的要求，包括学习内容和培养良好生活、学习习惯等。在读书学习方法上，强调以勤为先，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和任务。吕坤的教育思想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积极投身教育实践，对后世形成了启迪。

其唯物主义思想载入《中国思想史》，着作《呻吟语》被翻译成 20 多个国家文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对新时代廉政教育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吕坤的思想核心为 “气本论”，蕴含诸多唯物主义思想成分。书中认为 “气无终尽之时，形无不毁之理”，气是万古长存的，形是暂时的、要毁灭的，但这种毁灭只是 “气” 从一种物质形态转向了另一种物质形态。书中还提出了 “气化无一息之停”“运动守恒” 的观点，有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的思想倾向。《呻吟语》立足儒家思想，内容关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言简意赅，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被现代学者誉为古今罕见的修齐